今年中国经济的六大变数

今年中国经济的六大变数

中国经济在2013年将温和复苏。但这温和复苏并非一路坦途，中间仍然存在不少变数，需要投资者保持密切关注。

随着经济增速在2012年下半年触底回升，市场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国经济在2013年将温和复苏。但这温和复苏并非一路坦途，中间仍然存在不少变数，需要投资者保持密切关注。　　变数之一，政策放松的力度。依据历史经验，政府换届第一年的宏观政策一般都较为宽松。而在去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层也明确把“稳增长”放在宏观目标的首位，并提出要加大公共投资力度。这让市场普遍预期在3月份“两会”完成政府换届之后，会有新一轮刺激投资的政策释放出来。尽管如此，政策的走势仍然存在变数。去年宏观政策的放松之路就相当坎坷，中间还受到了领导间、部委间协调问题的干扰。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当时高层正处于换届之中，政府内部的工作思路没有完全统一。但这些问题在今年政府完成换届之后是否就会完全消失，还有待观察。既要听领导怎么说，更要看政策怎么做；既要看政府的整体工作思路如何，更要看各部委之间能否协调顺畅，形成合力。　　变数之二，地产调控政策。管理层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提到调控房价了，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在有意调低打压房价的调门，以便给地产政策留出空间。毕竟，在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背景下，房价上涨有其合理性。而长时间打压，也有可能令地产供给受损，在未来造成更尖锐的供需矛盾。更何况作为最好的内需来源，房地产是稳增长的主力。因此，观察者普遍预期，今年的地产调控虽然不会明显放松，但也不会太紧。但房价仍然是政策放松的主要约束。决策者对房价上涨肯定还是存在容忍底线的。但是这底线具体在哪，事前很难把握。因此，房价与地产调控之间的动态还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去年12月的数据显示，全国70个城市新房房价平均月环比涨幅已经创下了2011年4月份地产调控开始以来的新高，且上涨势头并非仅仅局限于一线城市。因此，有理由怀疑又一轮的地产调控收紧离我们并不遥远，有可能在今年一季度就会发生。　　变数之三，影子银行。过去几个季度，影子银行已经成为了社会融资中增量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近期经济企稳回升的主要推动力。但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也让相关风险快速累积，反过来影响到了这一流动性通路的稳定性，给宏观经济带来变数。近期时有影子银行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而从去年12月开始，管理层已连续出台多项针对影子银行的法规加强监管。因此，虽然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影子银行还会继续发展，但今年有可能会再次发生相关的信用事件，而监管措施也有可能过于严厉的收紧。这些事件一旦变成现实，将至少在短期内紧缩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打击经济增长的势头。　　变数之四，下半年国内宏观刺激政策退出的压力。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国内宏观政策放松的时间很难超过两个季度。这是因为政策放松往往会带来通胀上行、房价上涨、国进民退等副作用，令政策放松的空间受到挤压。即使按照笔者较为温和的通胀预测，CPI同比数字在今年年底也会突破3%。而房价上涨的压力到时估计还会更高。再加上目前的舆论环境也不利于刺激政策持续推出。因此，宽松政策的空间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就逐步收窄，令经济增长的动能减弱。所以，宏观形势在国内外刺激政策的推动下会如何演绎，是否会很快令政策放松的约束收紧，是又一大变数。　　变数之五，今年美国量化宽松(QE)的退出。宏观预测显示，今年美国的失业率无论如何也无法降到美联储6.5%的目标之下，同时，通胀压力仍将处于低位。因此，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都不会退出。但这并不意味着美联储正在进行的QE不会退出。联储主席伯南克已经给这二者做了区分：声称QE的退出只是联储不再向经济中注入更多的货币政策刺激，并不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而从去年12月联储议息会议的记录来看，有好几位联储委员认为QE的效果在减弱，同时成本在上升，因此需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就结束QE。所以，今年下半年美联储QE的退出将会变成一个主导市场情绪的因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带来不小的变数。　　变数之六，日本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再次出任首相一职的安倍晋三给日本宏观政策带来了巨大变化。国际观察家生造出了“安倍经济学”一词，来概括安倍搞通货膨胀、搞财政赤字、搞货币贬值的三大宏观政策取向。对于长时间深陷通缩陷阱的日本来说，安倍经济学显然是一剂强心针。如果日本经济能够因此走上持续复苏的道路，对中国经济也会带来拉动。但安倍激进的宏观政策主张也引发了别国的不安。如果其他国家也随日本的脚步，竞争性地贬值本币，那么将给中国出口带来负面影响。而日本货币政策加大放水，是否会通过输入性通胀的路径影响到中国国内的物价，也存在变数。最后，我们还不能忘记，日本走马灯似的更换首相似乎已成为惯例。安培在上一次出任首相时，曾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不光彩的下台。这次的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贯彻下去，本身就存在疑问。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已离开大家视线很久的日本将会成为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又一个变数。　　当然，跟中国有关的不确定性绝不仅仅来自以上提到的六个方面。欧债危机的波折还远未结束。来自意大利、希腊、甚至塞浦路斯的负面消息可能还会见诸报端。但由于欧央行已经明确宣誓会维护欧元区的稳定，欧债危机的风险程度已经大为下降，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太多扰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内部关于财政减赤和债务上限的讨论还在进行。而今年2、3月份美国财政的支出又极为波动，不排除发生惊险状况的可能。但去年年底财政悬崖的谈判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美国政客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悬崖跳下去。因此，相关的波折也只是一个小插曲，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综合考虑之下，笔者列出上述六点，提请投资者保持关注。　　市场的主流观点是2013将是中国经济温和复苏的一年。但这次复苏的动能仍然主要来自国内外政策的推动，还难以表现出太多内生的动力。复苏的路径也不会一帆风顺。因此，面对2013年的中国经济，除了保持更加积极的心态之外，对于变数的跟踪、对于风险的警惕，也十分必要。

中国经济进入寻求新平衡关键期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高层研讨会暨全球宏观经济官产学三方对话”在京举行。李伟出席会议并致辞，刘鹤、刘世锦分别主持会议。与会者认为，今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平稳增长，外贸增长有望小幅反弹，房地产供需两旺，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宏观配套改革任务艰巨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高层研讨会暨全球宏观经济官产学三方对话”系列活动启动仪式18日下午在北京举行，此次高层研讨会的主题是“2013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副主任刘世锦分别主持了“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中国改革形势展望”环节的研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就当前经济走势发表专题演讲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分别就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宏观配套改革作了专题演讲。　　李伟在致辞中说，刚刚发布的2012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企稳，并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在全球经济起伏动荡，中国经济进入重大转型期的复杂环境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展望2013年，世界经济仍然充满变数，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　　展望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余斌在演讲中表示，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是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考虑到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为我国经济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并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2013年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年经济增长大体上与2012年基本持平，或者略有回升，CPI涨幅将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达到4%左右。　　对于中国外贸形势，隆国强预测，今年外需将有所回暖，中国外贸增长将出现小幅反弹。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低迷的状况下，应当抓住机会，推动我国外贸转型升级，增强出口的竞争力。　　关于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形势，邓郁松认为，新房销售面积将继续增长，但个别城市供给不足会带来销量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高于2012年，但房屋施工面积增速将会低于2012年。从市场供应状况来看，2013年房价会稳中有升，但不会重现2009年的疯狂。　　在“中国改革形势展望”环节，陈清泰就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表示，国有资产管理资本化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国有经济的功能面临调整。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许善达认为，当前财政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考虑的是总量问题。同时，要考虑和解决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国有经营性投资比重相对偏大、社保部分比重太低的问题。　　在宏观配套改革方面，曹远征建议进行资源价格、利率、资源环保税等十二项改革，并希望在三年内能够完成。　　“全球宏观经济官产学三方对话”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与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中心联合发起，牛津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庆应大学以及长江商学院等知名私立大学参与组织，计划自2013年1月起，定期在中国、美国、欧洲、亚洲等地组织系列研讨会和座谈会，及时跟踪分析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时报)

2013中国经济力搏转型 GDP增速预计在7.5%-8%　　2012年中国经济已经筑底企稳，我国经济开始由高增长时期转入平稳增长时期。2013年经济增长趋于平稳，我国经济进入重大转型期，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在7.5%~8%　　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降低后，针对经济增速持续回落，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稳增长”。随着政策效果显现，经济运行筑底企稳，四季度GDP增长率达到7.9%，较三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全年GDP增长率达到7.8%，略高于年初预期的7.5%的目标。稳增长政策的预期目标较好实现，经济增长已经筑底企稳，持续回落过程基本结束了，可以认为市场需求已转入平稳增长状态，而且可以保持。　　目前，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趋紧和要素成本水平提高，中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受其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和经济运行特点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与2002~2008年的经济高增长相比，主要是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客观大势。这种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重大变化，已经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客观必然趋势，能否成功转型，已成为企业能否继续存在发展的生死之搏，企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各个经济层面生死攸关的现实任务。　　从未来的相关条件分析，预计出口年均增长率将降低到10%左右，国内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将降低到18%左右，消费(剔除价格因素)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1%左右。从需求增长角度分析，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7%~8%之间。基于这一判断，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应该选择在7%~8%之间。　　全年增速预计7.5%~8%　　在2012年的运行基础上，预计2013年市场供求总量进一步趋于平衡，经济增长和价格涨幅大体平稳。市场需求总体趋稳，经济增长率预计在7.5%~8%。　　其一，世界经济低位震荡调整，出口增幅预计在10%左右。　　2013年政治周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体结束，债务危机继续发酵，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使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通货膨胀阴影挥之不去。受就业和收入、信用透支能力的制约，预计美欧市场需求总体仍将保持在较低增长水平，房地产、制造业以至整个实体经济的恢复之路艰难而漫长。世界经济仍将在深刻的结构调整中低位震荡徘徊。美国财政悬崖和欧债危机引发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概率仍然较低。在这一形势下，考虑我国出口企业综合竞争力水平，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以达到10%左右。　　其二，投资增长趋稳，全年增长预计在20%左右。　　受“稳增长”相关政策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预计将恢复到18%左右；受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将继续恢复，另一方面，保障房建设规模预计将有一定收缩，综合分析，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望保持在18%左右；在经济增长趋稳，企业转型升级活动增加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增长将大体平稳，增长率预计在22%左右。综合分析，全年投资增长可能在20%左右。　　其三，消费增长大体平稳，实际增长率预计在11.5%左右。　　随着经济增速下台阶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活动的发展，预计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将逐渐受到一定影响。消费增长率将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在继续控制投机、投资性买房需求，支持自住型买房需求的背景下，预计房地产需求继续温和恢复；汽车市场需求也将有一定恢复，但不会很高。受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支持，预计消费大体保持平稳增长，实际增长率预计在11.5%左右。

中国经济步入重大转型期　　首先，市场总体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　　出口、消费、投资等三大需求增速都出现了阶段性降低，国内外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这是企业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重大改变。　　一是外贸出口市场扩张速率减慢，竞争越来越激烈。2001~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4.1%，2008~2011年降低到3.8%，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扩张速率明显减慢了。另一方面，经过持续快速扩张，中国出口产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2002~2011年，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由19916亿元扩大到101946亿元。　　与此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持续较快扩大，美国近年开始启动再制造业化活动。针对国际市场的生产和供给规模持续扩大。中国产品出口市场供求关系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竞争日益激烈。　　二是国内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随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城市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了调整期。2002~2010年，轿车产量年均增长31.2%，2011年仅增长5.8%，2012年1~11月份同比增长6.5%。尽管未来汽车市场将有温和恢复，但受城市交通状况、对汽车保有量承受能力的限制，预计轿车进入家庭步伐将阶段性放慢。　　2002~2009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19.8%，2010年较上年增长10.6%，2011年增长4.9%，2012年1~11月份同比增长2.4%。尽管未来房地产销售水平将继续温和提高，但受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空间和土地供给潜力限制，实现稳定房价的目标，对买房需求的管理不容放松。预计房地产市场增长速率也将阶段性减慢。　　这些情况意味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汽车和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速降低，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减弱。　　三是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减慢。受城市发展空间、地下设施配套能力、地方政府资金能力的限制，预计以城镇建设为主的地方投资扩张能力将减弱；随着产能过剩问题发展、市场风险增加，企业投资行为趋于谨慎，预计企业和产业投资活动也将阶段性趋缓。这些都将导致投资增速阶段性下降。　　其次，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　　2002~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这一变化预计是趋势性的，是企业和经济发展条件又一个重大变化。　　再者，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由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向集约和质量效益型转变，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阶段性下降。　　市场需求增速下降，必然使企业订单增速下降；供求关系改变和市场竞争加剧，必然迫使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些必然会改变企业和整体经济低水平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要素成本的明显提高，必然使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遇到成本方面日益加大的压力，必然迫使企业越来越注意节约人力和各类物质资源的投入。　　坚持“稳中求进”　　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与要素成本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运行特点、增长水平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推出和退出，一定程度上延迟了这一变化。随着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这一变化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来。　　要适应发展条件和经济运行特点的变化，努力实现经济由高增长到中速增长的平稳过渡，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进入中速增长后的诸多问题，充分利用经济降温、市场竞争压力加大的机遇，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特别是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及时解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新要求为目标，加快完善经济体制和相关制度。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关系得到协调、体制机制完善的基础上，预计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逐步提高到9%左右。(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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