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城镇化大浪必将消融户籍制尖冰

孙涤：城镇化大浪必将消融户籍制尖冰

上期刊出后，有个读者好心为我指出，“农二代”以官方用语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我自然知道，2010年一号文件里就用了这个称谓。梁鸿在《出梁庄记》里也说，在河南大约1700万农民工里，这个群体目前占了75%之多。本文用“农二代”，则是为了突出它的特质：收入处于底层的下一代，无论身份认定、知识技能、精神层面，贫乏的落差都非常显著。　　那位读者同时电邮给我了一份“农二代的18条标准”，虽不无调侃讥刺，其中有些提法还是辛辣的，不由得你不心悸：“感到当农民工和大学生区别不大，于是勇敢地放弃高考 ……在城市经常被取笑甚至欺负，熟悉各种人的白眼……从迷恋个人奋斗到觉得奋斗根本改变不了命运……家里往往有没户口的兄弟姐妹……害怕自己尤其是家人生病特别是慢性病，因为没医保……大体认同这样一种说法：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双手解决，无法反抗就要学会忍耐……”　　最后一条，笔者不但不认同，并且呼吁大家必须正视面对。农二代的忍耐不会是无限的。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学会不再忍耐，而这正潜伏着一个大危机。　　在中国的崛起中，农民工及其下一代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会高估。在体制扭曲下，四亿以上的农民(超过了美国总人口，比整个欧洲的人数还多)边际生产率趋近于零，他们一旦被解脱出来，走向更丰富更有效的劳作，和同时得到解脱的土地结合起来，焕发出的生产力非常惊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其实就是这部分民众，所有的外来资本，包括港资和台资，无不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拿深圳的城镇化为例，从不到五万农民的小渔村变迁成1200万人的大都市，不就是他们被松绑之后干出来的，难道谁还能说出比这更朴素更重要的道理吗？　　想到这一层，就不会觉得费解，过去35年来的GDP的高增长率是如此出奇了，然而在诠释这些成就时，我们对此往往没能充分认识。但要想持续过去的高成长，若对这个因素依然缺乏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它正在经历的转折，麻烦可就大了。经济分析常常深陷于所谓的“理性计较”，如果我们罔顾劳动力不“只是一双手”(汽车大王福特的名言)，而是充满情绪、有内生的深刻公正感，是能动的、具有反制力的生产要素的话(且慢说“以人为本”)，那么冷冰冰的经济诠释，往往推导出本末倒置的可怕结果。　　上期提到的那个梁磊，对《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诉说，“我爹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没有资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他们受过苦，觉得再苦也不是苦，只要能赚到钱就行。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像我爹他们那样，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 (我们)不只是为了挣钱，还得活得像个人样。最起码，你不能过分。我们对生活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事愿意做，有些事情不愿意做。”　　哪些事情是他们不愿意做的？梁鸿在书中没有展开，可笔者不难体会。身为“老三届”，笔者无法淡忘那段坎坷经历的切肤之痛。近来网上竟有人赞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改造新人”，我只想引用邓小平的一段故事来揭穿之。1979年为中美建交，邓小平率团访美。在华盛顿国宴席上有个美国人说起，中国一个女干部同他讲，她由衷感激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和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把他们锻炼成了“新人”，邓公听了当即打断那个人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她在撒谎！”令满座惊愕。要知道，这在外交礼仪上是极不寻常的。　　邓公一出山，随即推动了两大举措，恢复高考和知青回城，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我还清楚记得，邓公当时的意见是上山下乡有“四个不满意”：本人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社会不满意。随后半年里，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知青获准，蜂拥回城的多达八、九百万人。而这个运动殃及的知青，前后不少于1700万。　　我的朋友，当下一位著名学者回忆起那段到农村去“改天换地”并且“改造自己的灵魂”的经历时说，在乡下看到“硬屎撅”，他的整个观念价值的基础顷刻间给打得粉碎。他到茅坑拉屎，看到草垛上插着几根形迹可疑的玉米棒子，问了才明白，原来那是“手纸”，用后还不舍得丢，以便后来的人可以反复用。那可是共和国建立了二十多年后！在这类“硬屎撅”的折腾之下，任何“主义”不都是胡扯？　　城里的知青被赶到农村落户，最吃亏的还是农民。人稠地瘠的农村，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本已非常可怜，知青同农民分抢口粮，对于异常困苦的农村生活，无异雪上加霜。而知青在农村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回城，怎样被招工到工矿。记得那时在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听到某处发现了铀矿，大家都很盼望能谋上个工职，到矿上去拿工资吃定粮，不能如愿的也羡慕不已，全不顾放射性的危险。失去了城市户籍，什么都愿意干！　　城乡之间最森严的堤坝，就在于人为的户籍限制，自上世纪50年代起，随着对城乡人口流动的管制越来越刚性，城乡之间的迁徙戛然而止。自此，城乡两边的水位落差越来越大。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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