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综合治理三年刮骨疗伤

5年，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券商来说，这5年走过的是从“死”到“生”的惊险历程。

2003年下半年起，进入风险集中爆发的阶段。行业连续亏损，资金缺口巨大，挪用客户资产、坐庄等违规问题普遍。最艰难的时候，全部130多家券商的净资产仅为386亿元，违规负债数以千亿计，而4年熊市中累计亏损额高达831亿元。部分公司面临严重的支付危机，证券交易结算潜伏巨大的系统风险。

2004年，证监会及时启动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三年间共处置了30多家高风险券商，指导重组了近20家风险券商。现在，券商监管完成了从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的转变，相关法规和制度不断完善，券商市场化退出的配套措施和有效机制逐步形成，券商合规意识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得到增强。至2007年底，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达17216亿元，净资产达3447亿元，2007年实现净利润1309亿元。2007年以来，虽然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经历了巨幅波动，却没有一家券商出现财务危机或严重违法违规，而一批券商正以不同方式做大做强、做优做强。

券商综合治理工程浩大、情况复杂、耗时漫长，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此，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回顾整个过程，证监会风险办主任吴清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是平凡的人赶上了不太平凡的时候。别无选择，只有去面对、去应对，以更大的勇气去面对，以更大的努力去应对。”

危机四伏

吴清讲述的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我国券商早在80年代已现雏形，1987年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在深圳设立，1992年组建了南方、华夏、国泰等三家全国性券商。1992年年底中国证监会成立。

证监会真正形成券商监管体系的时间很短，初期经验不足，监管职责也很有限。1992年到1998年，证监会对券商管理的职能仅限于业务监管，工作重点起初主要围绕股票发行，对股票承销等业务进行监管。1998年中，券商监管职责全面移交至证监会，证监会至此具备了对券商业务、机构和人员的审批、检查等监管权。1999年，原由各地方政府设立的证管办改由证监会垂直管理，这时才形成了较完整的监管体系。

1998年，就在券商全面监管职责移交之前，国家审计署对全国88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审计，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历史问题有的没有彻底处理，有的继续积累，再赶上一个熊市，就全都暴露出来。

2001年，市场开始往下走，到2002年问题逐步显现。2002年初发现，已然有22家证券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风险，其中有12家情况较为严重。2002年5月，中国证监会向大连证券派驻了现场工作组，这是第一次由中国证监会牵头处置证券公司风险。2002年10月，证监会组织了近三十人的队伍对辽宁证券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现场检查，这是证监会第一次对证券公司进行全面深入的现场检查。

到2003年，风险不断暴露。8月，证监会明确提出了“三大铁律”——即券商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委托资产和托管债券。2004年，证监会又在全面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券商综合治理的思路。

吴清说，实际上当时他们自己也是在边干边摸索。2004年新年伊始，证监会紧急会同深圳市政府对南方证券进行了行政接管。仅此一家公司的处置就临时调动了证监会系统数百人参与。“当时我们还面临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很多证券公司的问题纷纷暴露，二是我们虽然知道有一些公司是有问题的，但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公司有多少问题，也不知道问题到底有多大。”

据介绍，当时的情况是，证券公司挪用保证金、违规理财以及集中持股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的资金链都十分紧张；同时，并没有现成的法律依据处理这些证券公司，也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手段；证监会的监管队伍在人员配备、实战经验上也不太够，当时证监会系统2000多人，全部机构监管人员不足200人，并且大家之前都没有面对和处理过这类问题。

而在外部环境上，到2004年，市场已经持续了3年的熊市。吴清回忆说，这给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市场的忍耐快到了极限，其它相关行业和部分投资者对证券公司、证券行业、证券市场的认识也有些偏颇，都在怀疑这个行业是不是不行了？市场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很多人赔了很多钱，或者是借出的钱拿不回来。而在这个时候，资金越是拿不回来，尽快往外抽的动机就越强烈。

再加上证券公司没有合法的融资渠道，同时他们手中却有一大堆钱——客户的保证金。一方面他们自己缺钱，另一方面客户的保证金和他们自己的资金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变本加厉地挪用客户的保证金或违规高息融资，再试图通过炒股票做庄挣回来。在很大程度上，问题的爆发是因为证券公司一手拿着筹码做庄，一手违规拿钱，当然其根子还在于合规意识、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

针对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办？吴清和他的同事们无数次地反问自己。

“一摸三抓”打开局面

办法从实践中找到了。

概括地讲，当时综合治理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一摸三抓。一摸是摸底，就是摸清券商的风险底数和真实情况；三抓是抓钱、抓人、抓事。抓钱就是抓客户的保证金，要搞保证金独立存管，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与自有资金混在一起；抓人是抓高管的监管，严格任职之前的资格认证与审核，并建立高管任职承诺制和高管人员监管数据库；抓事就是抓高风险公司的处置，抓优质公司的创新发展，抓行业的规范和制度建设。除了一摸三抓，同时进行的是对有问题的责任人及时果断地进行处理。当然，每件事背后都还有许多具体工作，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吴清至今还记得，主管会领导2004年初出席机构部一次全体会议时在提出工作思路的同时特别指出，机构监管已经进入非常时期，大家必须用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奉献承担起这个非常的责任。尽管当时在心理上已经有了一些准备，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料到，需要付出的时间这么多、这么长。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确实不容易，足足有3年的时间啊。一天两天的熬夜加班还算正常，一两个月那算是个人奉献，但一年两年就是整个家庭在付出了。大家都是三四十岁的人，都上有老下有小，但那几年什么都顾不上。”

那次会议后，证监会机构部就把“一摸三抓”分解成若干具体项目，每个处长负责一块，所以就有了“高摸底”、“陈条例”、“丁审核”、“张高管”、“朱创新”和“吕存管”等绰号，后来还有“葛风险”、“李政策”等叫法。

摸底工作动员了全系统和全行业的力量，根据“讲实话、真整改、定责任、给时间”的原则开展，历时一年，在2005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从摸底情况看，2003年底，全国132家证券公司总计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640亿元，挪用经纪客户债券134亿元，违规理财1853亿元，账外经营1050亿元。84家公司存在1648亿元流动性缺口，其中34家公司的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此外，在全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券商超比例持股的“庄股”有99只。4年熊市全行业累计亏损831亿元。与上述巨大的亏空相对应的是，2003年底所有券商的净资产仅620亿元，2005年6月降至最低点，仅386亿元。

根据证券公司摸底整改的情况，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证监会进一步明确相关措施：该整改的整改，能重组的重组，未整改或新出现违规的该关就关掉。比如要求证券公司承诺年内、半年内、每个月都要解决哪些问题，如果问题没有按期解决，或者出现新的违法违规问题，就立即关掉这家证券公司。

在处理老风险的同时，券商综合治理工作还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制度防范新风险。比如客户资金的独立存管以及后来的第三方存管制度、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制度、自营业务管理制度等都在不断完善。国债回购制度的改革也取得显著效果，老国债回购最高的时候有将近2000亿规模，至2007年初已不到10个亿。更为重要的是，整个过程都是在“平稳改造”中完成。

“即使在证券市场最低迷、行业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也在可能的范围内推动证券公司创新，促进其发展。”吴清说。2004年10月份，创新试点评审相关工作就开始启动，年底评出了第一批3家公司；2005年，规范类评审也开始推出。

遭遇战与“9·30”

2004、2005两年确实是最艰苦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突发事件扑面而来，吴清们的压力特别大。

“南方证券刚被行政接管不久，闽发证券问题爆发。2004年4月3号夜里2点我刚回家躺下，福建证监局局长给我打电话，说闽发证券的老总被人绑架了，我马上回到办公室着手紧急处理。两天后得知是被外地公安逮捕了。”

当时福建证监局及证监会已经了解，闽发证券账外负债有180个亿，账内缺口也有30多个亿。问题非常严重，但还得维持公司的正常交易，要防止挤兑。更为重要的是，国债回购的巨额透支可能会对登记公司的系统产生冲击。从那时开始，相关工作人员一连几天都没怎么睡觉，无数的电话、传真，不停地协调处理债权问题、客户交易问题、与登记公司结算的问题、账外账的问题、人的问题、政府的协调、媒体的沟通等等。

紧接着是德隆系问题的全面爆发。由于当时准备不足，所涉及证券公司的问题又很复杂，还不能直接把他们都关掉，必须先确定“德隆系证券公司”的范围，通过现场监控把底细摸清楚之后再制定最终处置方案，同时又要维持交易的正常运行。“而我们以什么身份什么手段去控制它、介入多深、责任边界等等也是非常头痛的事情。对闽发和德隆系证券公司我们都有几个月的现场监控过程，这几个月真可以说是一种煎熬。一线的同事更是非常艰苦，债权人经常把他们围在楼上十几个小时，不让下班，不让吃饭，甚至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

到了8月16日，汉唐在结算系统恶意巨额透支问题又突然爆发。当时正在召开全国证监会系统的机构监管工作会议，证监会机构部、风险办当即就在会上与深圳证监局开始研究汉唐的处理方案。

“那几个月一串风险接连爆发，真让人喘不过气来。而随后四部委推出的关于个人债权和客户保证金收购的‘9·30政策’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2004年这个“9·30政策”以及后来的“9·30后政策”，开启了我国金融机构个人债权打折收购和有限偿付的时代，它有利于投资者树立风险意识，也有利于证券中介机构接受社会、客户的监督，是市场化、法制化处置金融机构风险的良好开端。但对于正在进行中的综合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挑战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个人债权打折和限额收购，老百姓的反应很强烈， “维稳”压力巨大；二是对个人债权收购的时点是截止到2004年9月30日，之后发生的怎么处理当时并没有说法；三是机构名义的个人债权和敏感类机构债权国家不予收购；四是因为必须对每家公司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账户的性质进行甄别，而券商账户管理以及柜台债、委托理财业务管理的混乱，令账户清理和债权甄别工作成为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最为耗时耗力的一项复杂工程，各相关地方政府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0月6号，证监会召开了一个全国各地证监局局长参加的会议，讨论如何付诸实施9·30政策及相关的问题。“当时大家心里都觉得不太踏实。比如南方、闽发、德隆系证券公司的机构名义个人债和敏感类机构债都特别多，维稳压力很大，但各方都没有任何相关的处理经验。而尚未处置的高风险公司也大都存在并仍在发生对个人或机构的高息理财。”整个十一假期，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熬夜加班，准备9·30政策的实施方案，比如9·30之前的各种数据到底是多少，重新签约又要哪些要件，如何制止违规理财、规范新的理财、建立相关制度等等。

主动出击及圆满收官

吴清说，整个2004年基本上是在被动应战的混乱当中度过，每天都有大量的事件发生，到处冒火，可以说是打遭遇仗。当时有些工作组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一会儿是被债权人围堵而不让办公了，一会儿是哪个营业部被房东断电了，有的同事被拉到街上甚至还差点儿被打，有的还被人从后面淋开水。

到了2005年初，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恶化。9·30政策出来之后，各方面的资金从各自行业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都在往回撤。这在正常情况下，都可能让市场和机构难以承受，更何况是在证券行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当时，证券公司绷紧的资金链不断地断掉，已经处理的和没处理的公司都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中。甚至还出现有的证券公司实在顶不住了，开了个董事会说，他们公司决定申请被证监会托管。当然，证监会的答复很简单，一是行政性托管只能由行政机关决定，二是关门就要追查、要抓人。

2005年上半年摸完底之后，大家心里相对踏实一些。截至2005年6月30日，已有14家高危券商进入风险处置，余下的110多家公司在自查整改。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32家挪用客户保证金，18家挪用经纪客户债券，65家违规开展委托理财，29家集中持有43只股票，52家的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49家开展三方监管业务，48家公司账外经营。

“这个时候，疾风暴雨经历了，情况摸准了，政策基本明确了，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大体成型了，通过组织创新、资源整合队伍也壮大了，各局各单位在工作路数上都非常清楚了。”从此，券商综合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开始主动关证券公司。对未整改、新违规和顶风作案的立即采取处置措施。从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上半年，差不多每两个星期左右关一家风险公司。

吴清记得，有一次在南京开会，有位证监局的同事就说，他们都已经形成习惯，每到星期四晚上就等风险办的通知，看准备配合第二天关哪家公司。

“当然，关公司也并不简单，并不是说关了公司就可以一了百了，证券公司被关之后，我们也还得面对很大的维护稳定的压力。”除了维护正常运行的压力外，债权人方面也有很大压力，一是部分个人债权人对收购标准或收购进度不满；二是不符合国家收购政策的债权人诉求强烈，包括机构名义的个人债权和敏感机构债权；三是刚开始各个方面对收购政策的理解并不完全统一，比如一些债权的收购获得了地方政府或其他部门的同意，但材料到最后阶段审核备案的时候，却发现并不符合收购政策。

曾经有多个省市的债权人在证监会楼下连续住了两个月。“我们上班的通道时常被堵上，下班路上也常被拦下。有人还扬言自杀。其中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还患有心脏病，确实值得同情，但政策不允许收购。后来我们几个同事还自己掏了点路费给他们，并跟他们说，从证监会这个口拿出的每一分钱都得有一个交代，政策不允许确实不能给啊。”

当时工作方法上的要点是，要充分理解他们，同时要跟他们解释政策、说清道理，还要尽可能地协同有关方面帮他们解决问题，但不能违反政策也不能推卸责任。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难拿捏的事情。不能夸下海口，又要依法办事、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心换心，最终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到了2006年下半年，证监会关闭的证券公司就很少了。2006年10月以后没有再关公司，进入了行政处置和重组的双收口阶段。

到2007年8月底，在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支持下，风险公司的行政处置大都完成了收口；证券公司历年积累的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挪用经纪客户债券、违规理财、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超比例持股、账外经营等主要违规事项均已完成整改，券商全行业历史风险总体化解。风险处置涉及到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涉及1000多万投资者和近千个营业网点，所有被处置公司的客户的正常交易没有出现中断，市场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得以较好维护。与此同时，证券行业基础制度的改革完善工作也基本完成。后来，吴清的一位同事回顾这几年的经历时，用了六个字“真苦，真难，真值”。

吴清认为，综合治理是在中央高层果断决策，在地方、部门、司法机关、中介机构等方方面面的齐心协力下完成的，各级领导和各方专业人员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综合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政策措施、协调机制、工作机制和基础制度，有效保证了综合治理的成功；而这些机制和制度随后被以法律或条例等形式法定化，更为今后证券行业的规范发展、有效监管以及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电视剧《坐庄》描写了券商非法操作、洗钱和违法竞争等扰乱金融秩序的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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